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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常识
《孟子•梁惠王》中 所蕴含的“士”的精神
2020-02-05  作者:文/杨卫宁   

《孟子·梁惠王》中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比较多,《寡人之于国也》《庄暴见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等算得上是《孟子》中同学们比较熟悉的篇目,也是我们集中了解孟子所代表的那一代“士”的精神的很重要的篇目。

   《齐桓晋文之事》中有这样一句为大家所熟知的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正所谓“士穷不失义”。为了突出“士”与“民”的不同,紧接着又讲:“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里,孟子把有无“恒心”(恒久不变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作为“士”与“民”的根本区别,其实也可看作是“士”的核心人格修养。这种核心人格修养在《孟子·梁惠王》中的孟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也成为后世士人及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养成都有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个“恒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在孟子身上得以展现的呢?

一、为苍生立命,为百姓代言

《孟子·梁惠王》中记录了孟子分别见到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的情形,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在积极耐心并且充满热情与智慧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仁政。仁政的核心是“保民而王”,使百姓安定。

在孟子眼中,“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平。建议君王“保民而王”“施仁政于民”,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让老百姓最终养生死无憾。最终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理想王道乐土。

孟子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这里的“民”,当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民”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而是指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始终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让百姓安居乐业。饱含了孟子作为“士”对百姓、对弱势群体深深的爱,对“民”的关注,对不公的愤怒和对弱者的怜悯之心,是孟子身上始终不能泯灭的情怀。

二、独立人格操守

(一)不为君王威势所动,正气凛然

孟子第一次见到梁惠王时,梁惠王直接用“叟”称呼他:你这个老头子,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同我见面,你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好处吗?内心中对一介书生孟子的不屑溢于言表。

面对梁惠王的无礼傲慢,孟子不疾不徐,不卑不亢地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像大王你这样的人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而士大夫又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普通百姓又说“怎样使我们自己有利”。就这样,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倾轧,把国家陷于危难之中。如果以仁义为先,他们就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大王尽可以说仁义,不要说利益啊。离开了义来谈利,那是短视的,并且将会给你自己带来灾祸。说得梁惠王一脸茫然,似懂非懂的样子,本想给初来乍到的孟子一个下马威,让其难堪,却被孟子给结结实实地教育了一番,只好结束了这次对话。

另外一次,梁惠王站在自家的池塘边上,兴致勃勃地观赏着鸿雁麋鹿,正巧孟子来求见,不无嘲讽地指着那些鸿雁麋鹿对孟子说,你们贤者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孟子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的。如果是夏桀这样的暴君,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随时准备推翻他,纵然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不仅回击了梁惠王的嘲讽,而且不失时机地讽谏梁惠王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一心想取笑孟子的梁惠王又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

面对梁惠王一次次的无理挑衅,孟子没有被击退,也没有与对方产生正面冲突,不迎合对方也不激怒对方,每次都是巧妙地接过对方抛来的话题,适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君王威势所动,有理有据有节,不卑不亢。


(二)不为君王唱赞歌

《寡人之于国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大惑不解地请教孟子,希望孟子能为自己的“尽心”治国点赞。

没想到孟子讲了那个著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讽刺梁惠王的假仁假义后,直言现实状况,最后导致人饿死了的后果,却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收成不好”,这跟把人刺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人,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两样呢。直指梁惠王的所谓“尽心”治国不过是自欺欺人,徒有其表。

在让梁惠王明白了用苛政害死人与用刀子杀死人没有什么区别之后的道理之后,孟子苦口婆心地告诫以贤君自居的梁惠王,如果不能体恤民间疾苦,就如同“率兽而食人也”。在这里,孟子面对自我感觉良好的梁惠王,不仅不为其歌功颂德,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执政弊端,并愤怒指出一些君王自诩为百姓父母,实际上是人民的灾星。


(三)依靠君主,不依附君主

孟子深深懂得,必须借助各诸侯国君主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他不辞辛苦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主要动力。但他始终注意保持自己与君王的距离,同其保持着一种亦师、亦臣、亦友的关系,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帮闲,更不帮凶。

在大是大非面前,孟子从不让步,比如《齐桓晋文之事》中,面对齐宣王迫切地想知道如何才能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的心情,孟子不给对方任何机会,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的凛然之气使齐宣王马上放下了君主的架子,谦虚地请教。看到齐宣王态度如此诚恳,孟子以朋友的身份对齐宣王循循善诱,肯定齐宣王的“仁心”,具有“行王道”的潜质。向齐宣王推广爱心的哲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出齐宣王想要做“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样的事,动员军队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后果更严重。直说的齐宣王如芒在背,非常老实得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话已至此,孟子便水到渠成地和盘说出推行仁政的纲领,尽到一个谋士或为人臣的职责,不仅有理念,而且有方法,有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最后又非常有鼓动性地为齐宣王畅想了一番理想的王道乐土的情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事实证明,不管是傲慢无礼的梁惠王,还是看起来更加敦厚的齐宣王,都被孟子的学说所征服。尽管他们事后都没有按照孟子的学说去实践,这也同时昭示了孟子的仁政理念与当时的执政者的价值观的冲突,但是孟子从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他们,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保持人格独立。

三、正确的义利观

纵观《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孟子所见的君主,不管事先这些君王对孟子的态度如何,慢慢地都会被其学识品格所折服,心悦诚服地虚心向孟子请教自己执政过程中的困惑。但他从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自己谋私利。因为他是抱着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正肯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君王,促使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他针对梁惠王的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他还是存在着梁惠王也许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乃圣人之用心也。再说,无论是谋国谋身,“仁义之道”的确是真正的大利。只是人们只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顾及长远利益,所以都变成心知其然,而心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在《齐桓晋文之事》中,当孟子给齐宣王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执政措施及勾画了那个理想的社会蓝图之后,非常自信地指出“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齐宣王,纵使富国强兵,还都是小利而已,而从仁义的出发点去真正地发政施仁,才能行王道而长治久安,才是根本上的大利!

由此可见,孟子并没有简单的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孟子反对的只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利”,他所追求的“仁义”之道,才是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的“大利”“长久之利”。正是抱着这种使天下黎民“不饥不寒”的坚定信念,才让他真正做到了只为苍生鸣不平,不为一己谋私利。

孟子生不逢时,没有机会能亲眼见证他终其一生为之奔走呼号的“仁政”理念得以实施,然而他不是失败者,或者也可以说是失败的英雄。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孟子的“仁政”理念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的基本常识,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类文明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孟子身上展现出的那种遵从内心选择的不迎合所谓时代浪潮的从容笃定的“士”的精神,更加应该值得我们总结传承,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作者系山东省实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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