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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员为政必学“国学”
2016-06-04  作者:编辑/邢文桦   

 

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普遍喜好读书。在中国古代,官员读书是持续性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书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那么,古代官员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最主要的就是“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的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这些书籍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学习的国学的精粹。

古代官员的选拨,依靠的是科举入仕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经史子集),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这样一来,习惯使然,后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中,也就养成了他们阅读的习惯。文人士子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不仅积蓄了丰赡学养,而且提升了高迈人格,换言之,读书造就了称职的官员。

在古代官场,不知书会成为笑柄。据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后晋有个叫冯玉的人,他姐姐是皇后,借了这层裙带关系,尽管他识字不多,却得到了步步高升,官至宰相。当皇帝让他撰写重要文件时,他就请同僚代笔。一次冯宰相看公文,看到“姑息”二字时,一时卡壳,就“请教”别人,别人告诉他这俩字是“辜负”,冯宰相就真的认作是“辜负”。

    这件事传开来,一时成为官场的笑谈,冯玉也被人讥称为“不知书宰相”。可见,即使在一千多年前时局动荡的后晋当官,“不知书”也是件耻辱事。

    我国古代历史上,在国家稳定、世道承平之时,对官员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要求的。在考量文官的标准中,不但要看他的政绩,也要关注他的文化修养如何,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做官必须要有“经略之才”,文化修养可以说是政绩的铺垫和补充。

    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朱元璋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官员在整个国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国学的学习不仅提高了他们治国理政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政德,也直接影响着当时的官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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